论语的作者是孔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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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的作者是孔子吗?

论语的作者不是孔子。《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 全书共20篇492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此书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再加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总称“四书五经”。 《论语》在古代有3个版本：《古论》、《鲁论》和《齐论》。现在通行的《论语》是由《鲁论》和《古论》整理形成的版本。 扩展资料 《论语》的形成 郑玄《论语序》曾说《论语》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撰”。 后来，又有一些学者根据《论语》中对孔子弟子是否称“子”来判定《论语》的编辑者。 在《论语》中，涉及有若、曾参的，都称为“有子”和“曾子” ， 唐朝的柳宗元由此断定《论语》是他们的弟子编的。 但是到了清朝，刘宝楠《论语正义》指出，《论语》中对 闵子 骞 、冉伯牛和冉有也各有称“子”。 刘宝楠由此认为， “ 当时弟子惟有子、曾子称子，此必孔子弟子于孔子没后，尊事二子如师，故通称子也。 至闵子骞 、冉有各一称子，此亦二子之门人所记，而孔子弟子之于二子仍称字，故篇中于闵、冉称字，称子错出也。 ”应该说，刘宝楠的解释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论语》的原始结集已经如此复杂，而它的版本流传，以至于最后成为我们今天所见的版本，便更加复杂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论语

论语 主要内容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论语》内容涉及**、教育、文学、哲学以及立身处世的道理等多方面。早在春秋后期孔子设坛讲学时期，其主体内容就已初始创成；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代代传授他的言论，并逐渐将这些口头记诵的语录言行记录下来，因此称为“论”；《论语》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因此称为“语”。 扩展资料 《论语》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既各自**又紧密相依的范畴：伦理道德范畴——仁，社会**范畴——礼，认识方**范畴——中庸。仁，首先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真实的状态，折中真的极致必然是善的，这种真和善的全体状态就是“仁”。 孔子确立的仁的范畴，进而将礼阐述为适应于仁、表达仁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待人接物的规范，进而明确“中庸”的系统方**原则。“仁”是《论语》的思想核心。 《论语》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被尊为“五经之輨辖，六艺之喉衿”，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家思想的第一手资料。南宋时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使之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元代延祐年间，科举开始以“四书”开科取士。此后一直到清朝末年推行洋务运动，废除科举之前，《论语》一直是学子士人推施奉行的金科玉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论语 （中国儒家经典）

论语的意思

　　12、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有子曰：礼的用处，贵在和谐。“这是古代圣贤的总结出来的道理，这样做比较好”，以小事大、做为晚辈侍奉长辈，如需加以劝谏，我们要通这样的方法。长辈有错我们却不以行动去帮助改正、只为了和气而和气；或者在劝谏时不以礼加以节制、只是一味地死劝硬劝。两者都不是好的方法、都不可行。
　　上句谈父没如何观其行，本句谈父在如何观其志？
　　父在且志存高远，那我们只要顺着他所指引的道路前进就好了；如父在且与已志不同，那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要劝说：要引用过去的圣贤道理、技巧的劝说，更要反复地劝说。

　　12•1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译文】颜渊问怎样才能做到仁。孔子说：“克制自己，按照规律去做，这就能得到仁了。只要“克己复礼”，天下任何人能得到仁。一个人、想要得到仁，完全在于自己；难道还能由别人（为你带来仁）吗？”颜渊说：“请问得到仁的具体条目。”孔子说：“不该看的不要看，不该听的不要听，不该说的不要说，不该做的不要做。”颜渊说：“我虽然愚笨，也要照您的这些话去做。”

　　我的理解：颜渊是谁？是那个听孔子话的穷教师。他问仁，问的是什么？是怎么样才能成就自己的理想；仁是什么？是条路、是条通往理想的路，——我在《里仁》中做过解释。
　　论语是一步步、逐步递进、层次分明的，如果你不看开头，直接就要“克己复礼、天下归仁”。问“怎么克己？”答“不食不语。”问“如何复礼？”答“跪着不起。”那就剑走偏锋，我无可奈何了。
　　我们为什么要“克己”？因为“人之过也，各于其*”（里仁7）——都到第12章了，如果你脑袋还被你的**决定，那你就只能被人“观过”，而不能“知仁”。
　　为什么要“复礼”？ 《雍也》25-26段说的好：礼不见得对、不可能永远对，如果我们只是被动的、机械的守礼，我们能得到的不过是“弗畔”，而不能“得仁”。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告诉我们：最最好的为政，也只能是给我们一个“追求幸福的权力”，而不能把幸福硬塞入我们的手中。
　　——把我们不需要的幸福强加给我们，那不是我们的幸福！更何况：古往今来，最不值得相信的东西，肯定包括了“西方的政客、中国的官”。我们由人尚且不能，又怎敢由官？

　　“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述而》22段“三人行……”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好的、改正错的”。那么，好和坏怎么评定、有什么标准？
　　在这儿，我告诉你：有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礼。
　　“三人行”，当三人做同一件事情时，我们要看好的、不看差的——这叫非礼勿视；当三人对同一件事发表不同看法时，我们要听有理的、不听无理的——这叫非礼勿听；对于他们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我们加以劝说时，要合理而且合乎礼仪；如果需要我们去做些什么，我们更要做合理的事。
　　上章颜渊丧时，颜路就没做到“非礼勿视”——他看别人“用椁”、自己就想用，却没想过“用椁”不合礼；“子哭之恸”、门人劝的时候，孔子做到了“非礼勿听”——他认为门人的道理不对，所以不听；颜路请车时，孔子的话非常隐晦，为什么不直接说？可能是“非礼勿言”，——他觉得直接说会伤人心、不合礼；孔子不配合、不给车，可谓是“非礼勿动”的典型。
　　“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如果大家真懂了这段话，就要记住：别人做过的事我们不见得能学；老天爷说出的话我们不见得能听。我们对看到的和听到的一切，都要用礼的标尺量一量，看它合不合礼。我们的说和做更是如此。
　　我们复礼时，还要跳出自我的圈子，否则再合礼，也不过是自我的、狭隘的礼。

　　现实的社会里，“为政”通常是官的事，《为政》中也是如此。《雍也》却说“为政以简”、“以民为政”，一个太极、把“为政”推给了民。
　　仔细想想，到这儿，“为政”还真成了民的事：1、《为政》开头讲做官的前提——“当官要做民选官”；2、《雍也》开头说做官的目的——“当官的终极是没官当”；3、到本章、没官了， “为政”该由谁为？只能是民。
　　到了完全为政由民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就不再有刑——也就是说，没有自上而下的法律了。有的只是礼——它的表现是1、乡规民约；2、过往案例。
　　随着时间流逝，乡规民约会过时；过往案例呢，从它发生的那时起，就过时了。
　　它们是礼吗？是礼；真的是礼吗？不是礼——它们是过去的礼！

　　这样一来，我们既没有刑、也没了礼，怎么办？——继续向前怎么走？我们要不要回到过去、再找个官来管自己？
　　颜渊问仁就是问这个问题，孔子的回答是：“克己复礼”。
　　为什么要控制自己？因为除了自己、没人能控制你了。为什么要复礼，因为所有的礼都是过去的礼，你只能适用其中的部分。
　　“三人行”，前面有三个人走路，那你不可能把自己分成三块，分别跟着走；前面有三个人做事，你也不会把一件事做上三遍。所以，你只能选择其中的部分。
　　再举个例子：《子罕》3段“麻冕，礼也……”，在这里，麻冕或纯麻我们只能取一种；泰和拜下也只能选一个。从众或从下怎么选？就是要通过“复礼”。

　　“请问其目”时，孔子说：“非礼勿视……”。也就是说，我们参照过去的礼时，要想一想，这个礼过没过时；到现在，这个礼还是不是礼？
　　民耻且格——当我们作为“民”，想到“耻且格”时，就要想：我们为什么耻——因为未能克己；我们为什么格——因为礼不是礼（礼只是过去的礼）。
　　颜渊是孔子的最高子弟，所以，当他问仁时，孔子对他提出了最高的要求。

《论语》是什么文体？

《论语》是什么文体？

论语》是一部（）著作？

《论语》是一部语录体著作。儒家经典之一。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书，共二十篇，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是我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之一，是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礼”和“中庸”。《论语》是记录孔子主要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一部书。 《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 《论语》以记言为主，“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话语。《论语》成书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传弟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子为主，《论语》是记录孔子和他的弟子言行的书。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名词解释《左传》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同时也是杰出的历史散文巨著。 该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68（鲁哀公二十七年）。 扩展资料： 《左传》以《春秋》为本，并采用《周志》、《晋乘》、《郑书》、《楚梼杌》等列国资料，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杨伯峻在《左传》一文中归结《左传》传《春秋》的方式共有四种：即“说明《春秋》书法、用事实补充《春秋》、订正《春秋》的错误和增加无经的传文。”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左传》是一部**的史书，和《春秋》没有直接的联系，西汉的今文经博士即谓《左氏》为不传《春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春秋左氏传

《论语》是什么文体？

《论语》是什么时候写的???

《论语》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连。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论语》一书，篇幅不多，却出现了不少次的重复的章节。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于学而篇第一，又重出于阳货篇第十七:“博学于文”一章先见于雍也篇第六，又重出于颜渊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学而篇第一多出十一个字，子罕篇第九只载“主忠信”以下的十四个字;“父在观其志”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载“三年”以下的十二字。还有一个意思，却有各种记载的，如里仁篇第四说:“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宪问篇第十四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君子病**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复四次。这种现象只能作一个合理的推论: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所以《论语》一书绝不能看成某一个人的著作。 那么，《论语》的作者是一些什么人呢?其中当然有孔子的学生。今天可以窥测得到的有两章。一章在子罕篇第九: “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牢”是人名，相传他姓琴，字子开，又字子张(这一说法最初见于王肃的伪《孔子家语》，因此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和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都对它怀疑，认为琴牢和琴张是不同的两个人)。不论这一传说是否可靠，但这里不称姓氏只称名，这种记述方式和《论语》的一般体例是不相吻合的。因此，便可以作这样的推论，这一章是琴牢的本人的记载，编辑《论语》的人，“直取其所记而载之耳”(日本学者安井息轩《论语集说》中语)。另一章就是宪问篇第十四的第一章: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宪”是原宪，字子思，也就是雍也篇第六的“原思为之宰”的原思。这里也去姓称名，不称字，显然和《论语》的一般体例不合，因此也可以推论，这是原宪自己的笔墨。 《论语》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学生之手，而且还出自他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像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不能不说是曾参的门弟子的记载。又如子张篇第十九: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这一段又像子张或者子夏的学生的记载。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闵子侍侧，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 孔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不能不启人疑窦。有人说，这是“孔子述时人之言”，从上下文意来看，这一解释不可凭信，崔述在《论语余说》中加以驳斥是正确的。我认为这一章可能就是闵损的学生所追记的，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至于闵子侍侧一章，不但闵子骞称“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前，都是难以理解的。以年龄而论，子路最长;以仕宦而论，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人。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着“子”的尊称呢?合理的推论是，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 《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那么，著作年代便有先有后了。这一点，从词义的运用上也适当地反映了出来。譬如“夫子”一词，在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当于“他老人家”，直到战国，才普遍用为第二人称的表敬代词，相当于“你老人家”。《论语》的一般用法都是相当于“他老人家”的，孔子学生当面称孔子为“子”，背面才称“夫子”，别人对孔子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孔子称别人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只是在阳货篇第十七中有两处例外，言偃对孔子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子路对孔子也说，“昔者由也闻诸夫子”，都是当面称“夫子”，“夫子”用如“你老人家”，开战国时运用“夫子”一词的词义之端。崔述在《洙泗考信录》据此来断定《论语》的少数篇章的“驳杂”，固然未免武断;但《论语》的着笔有先有后，其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似乎可以由此窥测得到。 《论语》一书，既然成于很多人之手，而且这些作者的年代相去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那么，这最后编定者是谁呢?自唐人柳宗元以来，很多学者都疑心是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定的，我看很有道理。第一，《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和孔子其他弟子比较起来为最多。除开和孔子问答之词以外，单独记载曾参言行的，还有学而篇两章，泰伯篇五章，颜渊篇一章，宪问篇和孔子的话合并的一章，子张篇四章，总共十三章。第二，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参最年轻，而且有一章还记载着曾参将死之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孟敬子是鲁大夫孟武伯的儿子仲孙捷的谥号①。假定曾参死在鲁元公元年(周考王五年，纪元前四三六年。这是依《阙里文献考》“曾子年七十而卒”一语而推定的)，则孟敬子之死更在其后，那么，这一事的记述者一定是在孟敬子死后才着笔的。孟敬子的年岁我们已难考定，但《檀弓》记载着当鲁悼公死时，孟敬子对答季昭子的一番话，可见当曾子年近七十之时，孟敬子已是鲁国执政大臣之一了。则这一段记载之为曾子弟子所记，毫无可疑。《论语》所叙的人物和事迹，再没有比这更晚的，那么，《论语》的编定者或者就是这班曾参的学生。因此，我们说《论语》的着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②。 [注释]①谥法在什么时候才兴起的，古今说法不同。历代学者相信《逸周书?谥法解》的说法，说起于周初。自王国维发表了〈遹敦跋〉(《观堂集林》卷十八)以后，这一说法才告动摇。王氏的结论说:“周初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号而非谥也。”又说:“则谥法之作其在宗周共、懿诸王以后乎?”这一说法较可信赖。郭沫若先生则说“当在春秋中叶以后”(《金文丛考?谥法之起源》，又《两周金文辞大系?初序》)，这结论则尚待研究。至于疑心“谥法之兴当在战国时代”(〈谥法之起源〉)，甚至说“起于战国中叶以后”(《文学遗产》一一七期〈读了关于《周颂?噫嘻篇》的解释)〉，那未免更使人怀疑了。郭先生的后一种结论，不但在其文中缺乏坚强的论证，而且太与古代的文献材料相矛盾。即从《论语》看(如“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从《左传》看(如文公元年、宣公十一年、襄公十三年死后议谥的记载)，这些史料，都不能以“托古作伪”四字轻轻了之。因而我对旧说仍作适当保留。唐人陆淳说:“《史记》、《世本》，厉王以前，诸人有谥者少，其后乃皆有谥。”似亦可属余说之佐证。 ②日本学者山下寅次有《论语编纂年**》(附于其所著《史记编述年**》内)。谓《论语》编纂年代为纪元前479年(孔子卒年)至400年(子思卒年)之间。虽然其论证与我不同。但结论却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