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的名胜古迹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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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的名胜古迹有哪些???

宁夏历史悠久，文物古迹较多，著名的有：
　　1、银川海宝塔（又称北塔或黑宝塔、赫宝塔）
　　相传建于公元5世纪，东晋时为赫连勃勃所重修，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塔呈长方形，高54米，外观11层，内实有9层。“古塔凌霄”是宁夏八景之一。
　　2、银川承天寺塔
　　俗称西塔，始建于1050年，是中国唯一有修建年代记载的西夏古塔。塔呈八角形，高64.5米，外观13层，内为11层。
　　3、须弥山石窟
　　中国最早开凿的石窟之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固原县西北55公里的须弥山东麓，现存有造像的有22窟，以北周造像最为精美。
　　4、石空山石窟
　　位于中宁县石空乡双龙山上，为石窟群。
　　5、灵武县水洞沟遗址
　　是旧石器时期人类活动遗址。
　　6、西夏王陵
　　位于银川市西约30公里的贺兰山东麓，是西夏历代帝王陵墓所在地，被誉为“中国的金字塔”。
　　7、一百零八塔
　　是中国古塔建筑中仅有的大型塔群，属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位于青铜峡市峡口山黄河西岸向东的陡峭山坡上。塔群依山势而建，共有108座白塔。
　　8、同心清真大寺
　　在同心县城西南，相传始建于明代，体现了回汉民族艺术交融的建筑风格，规模宏大。
　　9、贺兰山小滚钟口
　　距银川市区25公里，三面环山，山上建有多座古建筑，自然风光十分绚丽，“贺兰晴雪”被列为宁夏八景之一。
　　10、中卫高庙
　　始建于明代正统年间，曾经历代增修重修，清代分为保安寺和高庙两部分，是一座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寺庙，称“三教同源”。庙内建筑气势非凡，砖雕亦很精美。

唐代的建筑有哪些特点

唐代的建筑特点
第一、规模宏大，规划严整 唐代建筑的大木柞结构图
唐都城长安原是隋代规划兴建的，面积83平方公里，是今西安市区（明西安城）的8倍。使之成为当时世界最宏大繁荣的城市。长安城的规划是中国古代都城中最为严整的。其他府城、衙署等建筑的宏敞宽广，也为任何封建朝代所不及。 　　唐代建筑的大木柞结构图第二、建筑群处理愈趋成熟 　　隋唐时，不仅加强了城市总体规划。宫殿、陵墓等建筑也加强了突出主体建筑的空间组合，强调了纵轴方向的陪衬手法。这种手**是明清宫殿、陵墓布局的渊源所在。唐代帝陵多利用自然地形，因山为坟，因此比秦汉时的人造巨冢更有气势；陵墓的神道极长，石雕刚健雄伟，数量也较前加多，墓内壁画尤为生动。 　　第三、木建筑解决了大面积，大体量的技术问题，并已定型化 　　到了隋唐，大体量的建筑已不再象汉代那样依赖夯土高台外包小空间木建筑的办法来解决。各构件，特别是斗拱的构件形式及用料都已规格化，定型化反映了施工管理水平的进步，加速了施工速度，对建筑设计也有促进作用。 　　第四、设计与施工水平的提高 　　掌握设计与施工的技术人员“都料”，专业技术熟练，专门从事公私房设计与现场指挥，并以此为生。一般房屋都在墙上画图后按图施工。房屋建成后还要在梁上记下他的名字（见柳宗元的《梓人传》）。“都料”的名称直到元朝仍在沿用。 　　唐代建筑的大木柞结构图第五、砖石建筑有进一步发展 　　主要是佛塔采用砖石者增多。中国保留下来的唐塔均为砖石塔。唐时砖石塔有楼阁式、密檐式与单层塔三种。 　　第六、建筑艺术加工的真实和成熟 　　唐代建筑风格特点是气魄宏伟，严整又开朗。现存木建筑物质反映了唐代建筑艺术加工和结构的统一，斗拱的结构、柱子的形象、梁的加工等都令人感到构件本身受力状态与形象之间内在的联系，达到了力与美的统一。而色调简洁明快，屋顶舒展平远，门窗朴实无华，给人庄重，大方的印象，这是在宋、元、明、清建筑上不易找到的特色。
编辑本段木构造型
这是鉴真和尚主持修建的唐招提寺从唐代遗留下来的木构建筑在中国已几乎绝迹，只剩下山西五台山南禅寺大殿，佛光寺大殿两处。 唐代建筑的大木柞结构图
唐代木构建筑的风格除了人们众所周知的“以中轴线左右对称”之外，还有什么呢？唐代木构建筑一眼看上去给人的印象是：结构简单，朴实无华，雄伟气派。它的造型特点主要包括： 　　一、斗拱硕大。斗拱大是唐代木构建筑最基本的特征，因为斗拱大，屋檐看上去较为深远。 　　二、简单而粗犷的鸱吻。鸱吻就是房屋屋脊两端的一种装饰物，唐代木构建筑的鸱吻一般作鸱鸟嘴或鸱鸟尾状。 　　三、屋檐高挑。唐代木构建筑的屋檐高挑向上翘起，而且屋檐通常分为上下两层。 　　四、屋瓦呈青黑色。 　　五、柱子较粗。唐代木构建筑的柱子比较粗，而且下粗上细，体现了唐朝人以胖为美的审美取向。 　　六、色调单一。唐代木构建筑所包含的颜色不会超过两种，一般均为红白两色或黑白两色。 　　最标准的唐代风格木构建筑当推日本平城京奈良法隆寺东大殿。
编辑本段建筑技艺
日本奈良唐昭提寺金堂
唐朝单栋建筑在长方形平面中，以满堂柱网双槽平面和内外槽平面最多，或有**屋，挟屋等的平面变化。唐朝殿堂各间面阔有两种，一为明间大而左右各间小；一为各间相等。唐代的建筑组群主次分明，高低错落，大型廊院组合复杂，正殿左右或翼以回廊，形成院落，转角处和庭院两侧又有楼阁和次要殿堂，并有横向扩展的建筑组群方式，在**主要庭院左右，再建纵向庭院各一至二组，而在个组之间之夹道来解决交通和防火问题。 　　唐代的的瓦有灰瓦、黑瓦和琉璃瓦三种。灰瓦较为疏松，用于一般建筑。黑瓦质地紧密，经过打磨，表面光滑，多使用于宫殿和寺庙上。长安大明宫出土的琉璃瓦以绿色居多，蓝色次之，并有绿琉璃砖。唐朝重要建筑的屋顶，常用叠瓦脊和鸱尾，其鸱尾的形制比之宋、元、明、清各代远为简洁秀拔。唐瓦当则多用莲瓣图案。还有用木做瓦，外涂油漆，和“镂铜为瓦”的。此外，唐代建筑的屋顶坡度较缓，屋顶曲线恰倒好处，歇山顶的房屋收山很深，并配有精美的悬鱼；较重要的建筑都用线条鲜明的筒瓦，在屋脊上还常用不同颜色的瓦件“剪边”，更加突出了屋顶的轮廓。以上这些，再加上雄健的斗拱，深远的出檐，素雅的外墙粉饰和带“侧脚”、“生起”的立柱，便形成了大唐建筑高贵富丽的形象。 　　唐代的斗拱已臻成熟极盛，有一斗、一斗三升、双抄单拱、人字形补间铺作、双抄双下昂和四抄偷心等等……。其风格奔放，但又不失典雅，再加上唐式建筑斗拱与柱比例甚大，更使它的结构之美显现的淋漓尽致。 唐代的门窗多用版门和直棂窗，门扇分上中下，上部高装直棂便于采光，且门窗框四周加线脚。唐代栏杆多用勾片栏板或用卧棂栏杆，其下并护以雁翅版，可石制望柱和螭首已见于大明宫含元殿遗址中，可知当时重要建筑的台基上使用石制栏杆。唐代台基，临水建筑使用木结构的柱、枋斗拱外，一般建筑用砖石二料构成，再在台基外侧设散水一周。台基的地栿、脚柱、间柱阶沿石等都饰以雕刻或彩绘，踏步面和垂带石亦是，但也有用花砖的。唐代柱础多用莲花柱础，比较矮平。城楼基座有斗拱,用梯形梁架做城门道或用叉手做城门道。 　　在垂足而坐的习惯普遍后，长桌、长凳、腰围凳、扶手椅及靠背椅应运而生。唐代家具的式样趋朴素，实用大方，线条柔和，装饰嵌铀及制作技术均有进步，室内布置亦多样化，富于生活情趣。
编辑本段壁画风貌
敦煌唐代壁画里的宫殿，可以首先注意那些表现“宫阙”的画面。在第397窟有两座初唐时绘制的宫阙：**是宫城正门，上建两层门楼；左右夹建二台，就是阙台，平面向前略伸使整体平面呈一浅“”字；阙台上各建有一座单层阙楼，其纵轴和**城楼平行。盛唐第172窟有两座宫城门，平面都是形，上有城楼、挟屋和曲折连屋，城下列戟架。这两图都是宫阙。晚唐第9窟中有一城楼，在城楼前左右各一阙台，台上也有纵轴和城楼平行的阙楼，三座建筑之间以弧形城墙相连。 敦煌第172窟建筑细部(盛唐)
唐代建筑壁画可以看出，唐代宫阙是从周汉就有的阙发展来的，并与东汉至北朝盛行的坞壁阙有更密切的传承关系。“阙”之一名，首见于《诗经》。《郑风·子衿》曰：“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说明周时已经有了阙。自东周以至东汉，阙主要都是作为一种礼制性建筑而存在的。形制是两座孤立的台，台上有屋，对峙于宫门、城门、墓道和庙门之前，起标表入口以壮观瞻的作用。大约自东汉中期开始直至南北朝，坞壁大量兴起，在坞门处往往也建阙，它不再孤立于大门外边而是紧挟在坞门两侧，突出了它的物质性功能即军事防御作用。坞壁阙在敦煌早期窟中也可大量见到，大都是塑出的，称为阙形龛，双阙中间连有屋顶，但中间屋顶仍低于左右阙，保持有汉阙双峙的构思；少数是画出的，其中有的**屋顶比双阙为高，显出了以**屋顶为构图中心的新意匠，为阙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可能性。隋唐以后，随着国家的统一，社会趋于**，同时也随着**集权制的加强，这种在汉代本来是有严格等级规定的阙又恢复了它的权威性而且更加严格了，遂专属之于帝室，而且除个别帝陵有墓阙外，阙都建于宫门处，形成了宫阙独步的局面。 　　敦煌壁画中的临水栏杆、台基 从壁画的宫阙形象可以知道，唐代的宫阙总体平面是“”字形，左右二阙不再象坞壁阙那样与大门在一条直线上而是更向前推移出去。这种现象说明阙的防卫性意义又降低到次要的地位，而重新突现了它的礼制性意义。从这一点看，似乎唐阙是汉阙的某种恢复。但历史虽然有可能是相似的却永远也不会重复，由汉至唐，阙的发展也经历着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唐阙在阙台与门楼之间有墙连系着，又特别强调**城楼，这些都说明唐代宫阙是魏晋坞壁阙的直接发展。高大巍峨的**城楼位置后退，强烈显示了它在整座建筑中的构图立体作用；左右阙楼位置前伸，与它形成犄角之势，只处于陪衬的地位，三者共同组成了一座极富统一感的建筑整体。在壁画宫阙中，我们还注意到它们的**城楼大都又各分出左中右三部，左右二部和中部的关系又形成了一个较小范围的统一整体，突出于外的城台进一步加强了它的统一感。人们在远处时更多的是对全景范围的大整体的感受，走近以后，**城楼的统一构图随之突现，在整个行进过程中，建筑都以其不同规模的完整艺术形象吸引着人们的注意。 唐代建筑壁画
字形平面拉开了整组建筑的深度，使它比坞壁阙所能控制的空间大大扩张了，再加上它的绝对尺度的扩大，气势当然也要大得多。平面的进退又加强了对立面高低错落的感受，丰富了建筑群的造型。字所围的封闭空间，本身就具有压抑感，其内界面又是大片墙面，就更使人们感到森严，对人发挥了强烈的震慑作用。汉代人崔豹曾说：“阙……人臣将朝，至此则思其所阙，故谓之阙”（《古今注》），这话虽不免有望文生义之嫌，却也透露了礼制性阙的精神功能作用。人臣至此，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自己的“缺点”，而顿起悚惧之心，阙，充分体现了它作为君临天下的皇权象征的意义。建筑就是通过这样的空间造型手段来发挥它的艺术作用的，在这种场合，恐怕象绘画、雕塑等其它艺术的感染作用就不能和它相比了。
编辑本段首都建筑
唐代建筑唐代首都长安城，是当时中国的政冶、经济、文化中心，也是那个时候全世界规 模最大的都市之一。城始建於二（西元五八二年）六月，第二年三月完成。最初名“大兴城”，到唐代才改称长安城，并作了修建和扩充。城内有帝王后妃的官城，有**机关所在的皇城。有商业区东西二市，还有一百零八坊。全市规划整齐，作棋盘状，总面积83平方公里，约是现在西安城（明清时建）的七倍半多。 　　长安城及各宫殿建筑形制，历代有不少学者考证研究，并作图志之。但早在唐长安城即已被破坏殆尽，学者的考证多根据文献，其中不免颇多错误。50年代末期开始，考古工作者对长安城作了多次采勘和发掘，复原了部份城垣、城门、宫殿，对长安城有了更却确切的了解。 敦煌壁画中的临水栏杆、台基
长安城的四城墙与西门（现存的城墙为明代所建），长安城外郭城（京城）东西长9721公尺，南北长8651.7公尺，墙厚在9至12公尺左右。现在仅残存墙基，埋在**。每面城各有城门三座，南面当中是长安城的正门明德门，明德门向北是止对皇城的朱雀门和正对太极宫的承大门，有五个门道，较其他城门多两道。门道宽5公尺，最旁边的两道有车辙痕，有的车辙从中间三个门道前面绕至两端的门道通行。推测当时左右两端的门道专给车辆行走，其次二门则出入行人。而当中一门，从石门槛雕刻特别精致看，大约只有皇帝郊祀或出行时才通行。　 　　城中最北部是宫城，东西长1.80.3公尺，南北长1492.1公尺。包括了太极宫、**和掖宫三座宫殿。太极宫也叫“西内”，就是隋的大兴宫，位居宫城**，东西各有一墙与**、掖庭宫相隔。整个城被现在的西安市区所占据。唐长安复原图石碑中大晴宫部分的模本 　　紧接著宫城之南是皇城，也叫“子城”，东西长与宫城相同，南北长1843.6公尺。皇城是**机关所在，三省、九寺、四监均在此。可惜现在遗址上面满是建筑，无从勘测。 　　唐代斗拱（大雁塔门楣石刻殿堂图· 局部）皇城东南、西南是东市和西山，隋代称为“都会市”、“利人市”、这是长安城的商业中心，也是当时最繁荣的地区，据载两市各有二百二十行之多，可见当时贸易之盛。两市均呈长方形，市内有南北向和东西向的平行街道各两条，交叉成井字形，把整个市划成九个长方形，每方都临街，方之内还有小巷道，巷道下有砖砌的排水沟，设计相当完备。 　　东市的东北，贴近外廓城东城垣处有兴庆宫，建於玄宗开元二年（西元七一四年），系作为离宫之用。以後多次扩充，到了开元十六年乾脆移此听政，根据一九五八年探测的结果，发现城门楼、宫殿、回廊建筑遗迹十七处，多残破不可辨识，仅西南一隅有勤政务本楼、花萼相辉楼可确认。据文献记载，宫内还有龙堂、南薰殿、兴庆殿、沈香庭等建筑。名诗人杜甫在“丹青引”一诗中有“开元之中常引见，承恩数上南薰殿”的句子。兴庆宫也称“南内”，是规模最大的 唐代斗拱
三大内之一，玄宗时代又移此听政，不难想见当时的规模。　 　　关於长安城的街道，各文献的记载一致，都是南北向街道十一条，宽一百步；东西向十四条，宽四十七步、六十步、一百步不等。探勘结果与文献大致相符，街道笔直，作正东西和正南北向，交错如棋盘。街面而中间高，两侧低，旁边有宽2.5公尺左右的排水沟，两旁绿树成荫。一般街道宽在30公尺以上，通各城门者较宽，便於通行车辆。尤其皇城正门朱雀门前面的朱雀街，是贯通京城南北的上轴，北连宫城，南出明德门至郊祀之所，特别宽阔，长达150公尺以上。这种设计很合乎城市交通的需要，比之现代都市毫不逊色。　 　　街道划分出来的即一百零八坊及东西二市，各坊有坊墙，坊内有街道、下水沟，每坊有名字，成一个**小单位，宅院、庙宇就盖在坊内。
编辑本段代表建筑
广仁王庙
在山 广仁王庙
西芮城县城北4公里古魏城城垣遗址内，中龙泉村北的高阜之上，坐落着一座四合院形的庙堂建筑，它与永乐宫、古魏城、五龙泉、万仙泉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文物群。整个建筑结构简练，古朴雄浑。2001年06月25日，广仁王庙作为唐代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庙后条山葱翠，古堞峥嵘；庙前泉涌成溪，林木苍郁，这便是供奉龙泉之神“广仁王”的庙宇——广仁王庙。又因五龙泉水从庙基前涌出的缘故，当地群众也俗称其为“五龙庙”。五龙庙由正殿、戏台、厢房组成，四周有围墙，东南角辟有小门。正殿座北向南，为唐大和五年（831）建造，五开间四架椽进深三间，平面呈长方形，单檐歇山顶，柱头斗拱为五铺双抄偷心造，各种斗欹部的幽度极深，拱瓣棱角显明，内部搁架铺作斗拱硕大，叉手长壮，侏儒柱细短，构成极平缓的厦坡，只有五台山南禅寺可相比拟。殿内无柱，梁架全部露明。整个建筑结构简练，古朴雄浑，显示了唐代建筑风格。
天台庵
天台庵位于山西省平顺县城东北25公里处王曲村口的坛形孤山上，始建于唐末天祜四年(公元907年)。庵院的规模并不大，它是中国仅存的四座完整的唐代木结构古建筑之一，是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天台庵东傍山谷、西临漳水，坐北向南，占地面积970平方米，建筑面积90余平方米。院子的东部矗立着唐碑一通，由于数百年的风雨剥蚀，字迹已经风化，已无法再看清上面的文字。 天台庵
天台庵佛殿建在1米高的石台基上，广深各3间，面阔7.15米，进深7．12米，平面看去，近似一正方形。大殿单檐歇山顶，举折平缓，出檐深广，其翼角下四根粗大的擎檐柱均为后世所加。屋顶施灰筒瓦及硕大的琉璃鸱吻。此殿的琉璃脊饰当为金代所改，但仍保留古风。佛殿檐下四周设台明，正面明间台明下安装踏跺，殿身四周为圆形木柱，柱间施阑额，不用普拍枋。殿身各柱柱头卷杀平缓优美，柱上施斗口跳斗拱，均用足材拱，跳头上施替木承托撩檐槫。壁内施两道单材柱头方，方间用小斗承托。柱头方表面柱头部位刻出泥道重拱，各面柱头铺作之慢拱拱身甚长，形制古朴。正立面明间正中施补间铺作一朵，亦为斗口跳，但用单材。山面及北立面明间无斗口跳，仅于上层柱头方上隐刻一斗三升斗拱。转角铺作45°斜向出跳用足材拱，正方向上的出跳均用单材。 　　殿身结构为典型的四架椽屋，通檐用二柱。现存的几根直抵于四椽栿下之柱均为后世所补加。明间前后檐平槫下施襻间。平梁上施驼峰+蜀柱承托横拱，拱上施替木承托脊槫。山面斗拱柱头铺作里转出一跳华拱承托箚牵。角部用45°递角梁。殿内梁架及斗拱上保留有简单的清式彩绘，山花壁内尚有部分清代壁画残迹。天台庵大殿规模不大，但结构简练，相交严实，没有繁杂装饰之感，这体现了唐代建筑的特点。天台庵大殿虽然具有很多后期修缮的痕迹，但其依然是中国现存唐代木结构古建筑的珍贵实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南禅寺
位于山西省五台县西南的李家庄，离县城二十余公里。重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距今1200多年。寺宇坐北向南，占地面积3078平方米。寺内主要建设有山门（观音殿）。东西配殿（菩萨殿和龙王殿）和大殿。组成一个四全院式的建设。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殿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座唐代木结构建筑，也是亚洲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寺中唐代雕塑精湛，堪称唐代雕塑艺术的珍品，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 南禅寺大殿
南禅寺禅寺座北面南，规模不大，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寺院南北长60米、东两宽51米多，寺内现分东、西两院，有殿宇6座，除主体建筑大佛殿三间是唐代原物外，山门内的四合院中，东、西配殿，即建于明代的龙王庙和建于清代的观音殿、菩萨殿。东跨院全为僧房，也是明、清时期的建筑。 　　唐建大佛殿，为南禅寺主殿，外观秀丽，形体俊美、古朴。三间正殿高大雄伟，据实际测量，面宽十一点六二米，进深九点九米。方整的基台几乎占了整个院落的一半，大殿三间见方，单檐灰瓦歇山顶，全殿由由台基、屋架、屋顶三部分组成，共用檐柱12根，殿内没有天花板，也没有柱子，梁架制作极为简练，墙身不负载重量，只起隔挡的作用。屋顶重量主要是通过梁架由檐墙上的柱子支撑。檐墙起间隔内外和防御风雨侵袭的作用。四周各柱，柱头微向内倾，与横梁构成斜角；四根角柱稍高，与层层迭架、层层伸出的斗拱构成“翘起”。即使梁、柱、枋的结合更加紧凑，增加了建筑物的稳固力，又使出檐深而不低暗，使整个大殿形成有收有放、有抑有扬、轮廓秀丽、气势雄浑的风格，给人以庄重而健美的感觉。屋脊两端装饰着鸱吻。全殿结构简练，形体稳健，庄重大方，体现了中国中唐大型木构建筑的显著特色。正殿重建于782年（唐德宗建中三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唐代木构建筑，堪称国宝。殿内的一根大平梁上面，保存有不十分明显的墨迹：“因旧名（时）大唐建中三年……重建殿法显等谨志”，是此殿重建年代的佐证。推算起来，距今已一千二百多年了。墨书题记的两行字迹很淡，四周似乎被刮去了一层，所以，有字迹处微觉高起。看来，原有题记不止于此，或许在尔后修理时曾被刨去。
佛光寺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五台山佛光寺
，位于山西省五台县的佛光新村，距县城三十公里。因此寺历史悠久，寺内佛教文物珍贵，故有“亚洲佛光”之称。寺内正殿即东大殿，建于唐朝大中十一年，即公元 857年。从建筑时间上说，它仅次于建于唐建中三年（公元 782年）的五台县南禅寺正殿，在全国现存的木结构建筑中居第二位。佛光寺的唐代建筑。唐代雕塑、唐代壁画、唐代题记，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很高，被人们称为“四绝”。 　　佛光寺大殿并不高大，貌似平常，但却被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中国第一国宝”，因为它打破了日本学者的断言：在中国大地上没有唐朝及其以前的木结构建筑。
编辑本段宫殿建筑
综述
唐代建筑
大明宫在长安城禁苑中，位于城东北部的龙首原。此宫建于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原名永安宫，龙朔二年（公元662年），高宗命令扩建，第二年即迁入大明宫听政。乾宁三年（公元896年）此宫毁于兵火。大明宫周长7.6多公里。面积约3.2平方公里；宫城共11个城门，其东、西、北三面都有夹城；南部有三道宫墙护卫，墙外的丹凤门大街宽达176米，是唐代最为宏伟的宫殿建筑群。经考古发掘在大明宫内有含元殿、麟德殿、三清殿等大型遗址。
含元殿
大明宫含元殿
含元殿是大明宫的正殿，殿基高于坡下15米，面阔11间，进深4间，殿外四周有宽约5米的“玉阶”**，殿前有长达70余米的龙尾道至殿阶。殿前方左右分峙翔鸾、栖凤二阁，殿阁之间有回廊相连，成“凹”形，是周汉以来“阙”制的发展，且影响了历代宫阙直至明紫禁城的午门。含元殿在“凹”形平面上组合大殿高阁，相互呼应，轮廓起伏，体量巨大，气势伟丽，开朗而辉煌，极富精神震慑力。古时有人形容它的气魄“如日之生”、“如在霄汉”，不愧为大唐建筑杰出的代表。含元殿662年开始营建，翌年建成，以后的200多年间一直被使用，是举行国家仪式、大典之处,所谓“千官望长安，万国拜含元”、“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就是描写含元殿大朝会的盛况。遗憾的是，如此壮丽的宫殿，于886年毁于战火。
麟德殿
麟德殿复原图
麟德殿在大明宫太液池西的一座高地上，是皇帝宴饮群臣的地方，也是大明宫内另一组伟大的建筑。它的遗址已被发掘，底层面积合计约达5000平方米，由四座殿堂（其中两座是楼）前后紧密串连而成，是中国最大的殿堂。在主体建筑左右各有一座方形和矩形高台，台上有体量较小的建筑，各以弧形飞桥与大殿上层相通。据推测，在全组建筑四周可能有廊庑围成庭院。麟德殿以数座殿堂高低错落地结合到一起，以东西的较小建筑衬托出主体建筑，使整体形象更为壮丽、丰富。 　　五代时的室内布置（《韩熙载夜宴图》·局部）三清殿 　　三清殿原建筑规模宏大，布局对称严谨，主次分明，总占地24亩， 是福建省现存最大的古代道教建筑，现仅有主殿三清殿、山门与东岳殿，西岳殿两座附属殿。三清殿总体采用厅堂型构架混用殿阁型做法的建筑，殿内竖有20根木石连接大柱，柱头采用偷心造法，上用十字令拱，体现唐代的典型特征，殿内梁架纵横，柱网罗列，体现出变化统一的和谐美，斗拱出跳，下昂调节，又显示等差有度的节奏感，整个建筑沉浸在大音希声的艺术氛围中，精美的图案与雕刻展现着古艺术之美，具有极高文物价值。 　　由于三清殿位于市区**，伴随着城市的建设，古建筑保护问题也日益迫切，目前当地**已经为三清殿划定了6168平方米的保护区域。本着合理利用原则，修葺一新的三清殿大殿经常举办艺术、书画展览，东岳殿开辟为文博艺术城，门口也逐步发展成为莆田的古玩交易市场。如今三清殿正成为莆田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活动中心。
编辑本段陵墓建筑
唐代帝陵多利用自然地形，因山为坟，因此比秦汉时的人造巨冢更有气势；陵墓的神道极长，石雕刚健雄伟，数量也较前加多，墓内壁画尤为生动。 　　唐乾陵是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是唐陵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它因山为坟，海拔1049米，呈圆锥形，南北主轴线长达4.9公里，陵园周长40公里，由内外两城组成。外城遗迹已难寻觅，内城遗址犹存，面积2.4平方公里，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门，门外均有石刻，当年陵园内还有献殿、下宫、画像词堂等建筑。据记载，唐后期曾重建殿宇378间，初建时的规模显然更加庞大。现乾陵遗存的主要是朱雀门外的神道和其两侧的石刻。长长的神道两侧有2组残存的土阙和石刻114件，石刻有华表、翼马、朱雀、 石马、石人、石狮等，多用整块巨石雕成，雕工精细，线条流畅，气势伟岸，富于质感，反映了盛唐的国威和工艺水平。 　　乾陵的建筑质量极高，墓道用石条密封，并在缝隙中灌铁水，极难开启，因此成为唯一没有被盗的唐代皇帝陵墓。乾陵周围这有十七座陪葬墓，已发掘的有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

唯一的两个皇帝合葬墓是哪两个皇帝

我国唯一的两个皇帝合葬在一起的是唐高宗跟武则天.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执政女皇，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位杰出的女**家，同时又是对唐文化发展极有贡献的诗文兼长的文学家，堪称女才子。 武则天被唐太宗选召入宫时年仅14岁。贞观二十三年（649）太宗驾崩，高宗接位。 高宗母亲长孙氏是北鲜卑族拓跋氏之女。鲜卑族保留了父死子可妻其后母的收继婚制。高宗便为此由将武媚娘接回宫中，封为昭仪，深受高宗宠幸。 永徽六年（655），被立位皇后。 武则天位居皇太后，亲朝称制。第二年废中宗立睿宗。690年，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有废睿宗改国号为周，自称“圣神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执政的女皇。 武则天在位期间共使用了17个年号，是中国历史上使用年号最多的皇帝。 武则天死后谥则天皇后，葬于乾陵，并于高宗葬在一起，这座墓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两个皇帝的合葬墓。 陵墓前有无字碑。无字碑乃纪念武后之碑。 据说武后曾遗言，墓碑不立文字，功过由后人评说。但历经一千二百多年之后，墓碑已被后人刻满。 历来对武则天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无字碑却又是一大独创。 武则天不仅是杰出的**家，在文学上也可称为大家。作为帝王，她对文化事业所作的贡献是谁以否定的

中国古代建筑中“门“的作用是什么啊？

按社会发展史划分和依建筑类别分类，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常用的两种框架体系。我个人对此问题比较感兴趣，出于两方面的认识：一是在前几年教学中，由于与学生的接触，开始感觉到中国古代建筑史现有的框架，在许多方面不能适应和满足学生的所求所思，即使教师科学客观地评价，也无法与他们建立共识，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现有的建筑史框架体系所传授的内容对他们只是一种知识和修养而已，而不能深解其可能推演出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及规律，进而丰富他们的设计思想乃至对创作思维助益。二是我认为，一门学问的研究框架，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载体化知识序列化和系统化的重要表征，而近十年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整体知识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建筑史所依存的相关学科背景及研究方法和手段都有显著突破。这就促使我思考这样一问题：现有的框架不足和目前的知识背景改变，其突出的特征是什么？能否以此为出发点尝试架构一种新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呢？

一

从认识论上看，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即原始社会、*隶社会、封建前、中、后期社会的形态和**朝代进程，来对中国古代建筑史进行框架，是基于这样一种唯物的理解：“无论从哪方面着眼，建筑都是时代的反映，一部忠实的史录”①。它的突出贡献在于：完整而准确地勾勒出中国浩翰林总的建筑类别随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呈现出的在形象、技术、功用上的特征和兴衰进程，且主要解决了建筑断代和时代风格的“是与不是”的定位问题。如按这种编年史的线形研究，很容易理解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达到高峰的唐代建筑风格和技术成熟的特色。但是，这种我们姑且称为“编年式”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忽视了建筑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差异与不同步现象。譬如，东汉和西汉在社会发展史上，统称为汉，它们和战国、秦及随后的三国同为封建社会前期，但就建筑自身发展言，东汉较西汉是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在建筑类型、建筑技术、建筑材料、建筑形象等诸方面均迅速发展和有大的突破，中国独特的木构技术体系也是在此时成熟的。因此，按一般的社会发展史划分建立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就不能完全揭示出建筑内在的发展规律和变革性的标志点。

第二，忽视了建筑在时空上的滞后性。如宋元明三代木构建筑，一般地说，地区的差异常甚于时代的差异。元代南方许多建筑如浙江武义延福寺大殿、上海真如寺大殿等虽建于元代，但却以宋《营造法式》为蓝本，是宋官式建筑的继承者。而同时期的北方建筑则主要表现出取华从简、草率自由的元代建筑构架特色。相反，在明代大木建筑技术重新秩序化以后，山西、四川等许多地区则仍保存元代的简约风格和做法。又如，西汉北方盛行的锦绣包裹构件以示繁华的做法，至北宋被禁止后，于南宋竟在南方兴盛起来并成为风尚②。这都反映出建筑作为一特殊的文化现象和物质实体，它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传播和影响，远不能用社会发展史的断代方法进行全面地概括。

另一方面，按建筑类别来建立中国建筑史框架，其主要功绩是实用且明确，系统地归纳、总结出各类建筑的型制、词汇、技术特色和风格特征，对于学生掌握中国古代建筑的语言起到重要的作用，且主要解决了建筑型制的“象与不象”的归属问题。对于某些实例的分析也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但这种“分类式”的框架体系，也显见一些不足，最主要的问题是：

分类式不能体现中国古代建筑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固有属性。在西方，建筑作为一个抽象的整体，是一门学问。在西方古代百科全书瓦洛的《学科撮要九书》中，建筑乃为**一项，这就是三学（逻辑学、文法、修辞学）四术（天文学、几何学、音乐、算术）和瓦洛二学（医学和建筑）。但是，在中国古代类书中，我们从不曾发现有建筑一项，类书内容的先后次序没有层次、没有科学属性，基本上体现的是围绕皇权的一整套伦理制度、组织形态和意识形态，唐《艺文类聚》是一典型。该书分为四十八部，基本结构可用同心圆表示③（见图1）。这里的“天”，不是现在天文学意义上的天，而是“天子”的天，是天坛祭天的天；这里的“地”，也不是地质学家或者地理学家讲的地，而是皇帝去地坛所祭的那个地。又如，在“储宫部”，讲到皇太子的住所，在“居处部”，又提及等级较低的居住。从比较中，我们发现中西方对于建筑的认识是截然不同。这种比较至少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古代建筑的固有属性是隶属制度、文化或者人的活动的，而没有明确的如住宅具有居住属性这种建筑概念。“随类相从”的意义和西方的概念及今天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

第二，由此而沿伸的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类别不能完全按功用加以严格区分。因为许多建筑的真正功用在古代并不很明确，如明堂；或者具有交错的多重功用，如园林；或者相互包含，如宫殿、住宅、城市的功用关系。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建筑不纳入关系之中的存在，是无意义的存在。

概括说来，“编年式”和“分类式”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所存在的缺憾，其突出的特征是：缺乏对于“关系”的认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整体和局部的关系等等。当然，这也是当时的研究背景及条件的局限性使然。



二

近十年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所依存的知识背景和研究手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为我们重新认识、架构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提供了新的契机。

首先，资料的日臻丰富，给我们带来更多关于古代环境、古代建筑、古代生活等多方面的信息。一方面，遗物、遗迹、遗址、遗册等田野资料收集和测绘工作更加细致广泛和深入；另一方面，相关学科如考古学、年代学、民族学、文化学等领域的不断开拓和成果的大量涌现，使我们有可能不再局限于就实物而理论。

其次，先进的技术是产生新资料并能够深入研究的重要手段。如用雷达探测**遗址的分布情况，用碳-14分析确定建筑的年代，用先进的立面照相技术加速测绘工作等，都可以产生新的资料，或从旧的资料中发现新的信息。再如利用航空遥感技术可以更有效地研究聚落形态的空间关系、建筑与建筑的关系、不同建筑的共同特性等。在这方面考古界已取得了很大的实绩④。1991年科技部门还运用遥感技术对秦陵进行了测试。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前景也相当广阔。傅斯年先生在1928年曾经说过一句话，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却脚找东西”，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历史界包括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建筑历史的条件和状况。对比之下，今天确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再则，方法上的更新和信息交流及全球知识、文化相互作用水平的不断提高，使我们有更开阔的视野。美籍著名学者张光直教授综合运用了文化生态学和聚落考古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夏、商、周三代的城邑起源、发展轨迹及交替过程，是很好的从联系关系看事物本质的研究范例⑤。在我国，从文化圈层及交流机制来进行研究的工作也正在展开，并取得了较大成果。可以看到，动态地、联系地、相关地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已势在必行。

三

基于上述，这里尝试提出一个新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框架，一则为必须，二则为必然。主要采用的是建筑类型学方法，侧重在建筑的自律性和文化整体的一贯性之间建立一种纽带，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两种框架体系的不足。

建筑类型学较我们常用的建筑分类有很大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一般的分类如住宅、宫殿、坛庙等，往往是基于已知的建筑实体的不同功用和性质进行的，讲究客观地类属。而建筑类型学则往往将建筑的有序发展看作逐渐发生的过程，它更注重客观物属的源，类属只是基于源而进行流的一种结果。卡特勒梅尔·德·坎西在《建筑百科辞典》中指出：“科学与哲学的根本职能之一是揭示原初动因，目的是求得缘由的知解，这就是建筑中所称的类型”。这和我们约定俗成的建筑类型的内涵不一样，实为原型类型学。它有以下几个特点：1、能从各种类别的建筑中发现普遍原则或内涵；2、如果几种类别的建筑具有同一原则或内涵，即同属一个型（为区别于约定俗成的“类型”，简称为型）；3、环境和语境变了，同一型影响下，可能产生相异于以前的建筑结果；4、型和类别不完全是包容和被包容的关系，有一定的转换性，可解决过渡性的问题。因此，运用建筑类型学，能解决诸如形上和形下、整体和局部、源和流及一些交错的关系问题。正是在这点上尤其吻合于建立新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的动因。据此，并结合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特点，我运用“型”、“类”、“期”这三个变量来概括和构成新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见下（图2）。

●史官文化与城市、宫殿、住宅

●宗教文化与坛庙、陵墓、塔、石窟、寺庙、祠观

●士大夫文化与园林

所谓“型”，就是一种较高层次的、隶属建筑哲理范畴和方**的变量。这里主要指中国古代建筑产生及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价值取向和文化内涵，即史官文化、宗教文化和士大夫文化。

所谓“类”，在这里主要指根据性质、作用不同而成的类别。如城市、宫殿、住宅、坛庙、陵墓、塔、石窟、寺庙、祠观、园林。

所谓“期”，就是指建筑形成和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时段归属。有绝对和相对两种。绝对时段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否则将失去准确和可比性，如某建筑是宋代的还是明代的，在框架体系的具体内容中，均涉及此。相对时段是为了认识建筑自身发展规律的需要而定的，如萌芽、过渡、成熟、衰变或其它划分时段的相对办法，本框架没有具体论定，只是有些认识（见后）。如此将“型”和“类”在“期”中找到归属，便可确定建筑的时空坐标。

关于框架的具体内容不作详述，这里略陈以类型学建立中国建筑史框架体系的几点意义：

1、可以从文化的意义上相关地深入理解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如城市、宫殿、住宅所体现的等级制问题，型制、选址与具体设计手法的规律性问题，城市与宫殿、住宅与宫殿、城市与住宅的相互依存、包含或转化的关系问题等，用同型的原则理解，清晰明了，深入浅出。

2、可以较准确地把握建筑实质性的内涵和设计出发点。如园林，从手法研究上升到文化内涵的研究纷采呈杂，有的着意笔墨道家思想和园林的关系，认为“道”的崇尚自然和园林所追求的自然美不契而合；有的潜心佛教禅学对园林的影响，认为“佛禅”讲究的空灵和园林刻意的意境联系密切；也有的提出儒家思想强调的中庸哲学、含而不露对园林所求的含蓄美影响深刻。究竟如何？仁者不仁，智者见智。然，从型的意义去理解，便可明确，园林实则是士大夫文化的一种体现，追求理想的社会、抱负、感情、品格才是根本的实质动因，这也是封建**下人的精神追求的另一种反映。而各种园林所透射出的道、佛或儒的思想烙印，只是不同时代不同设计人所倡导或追求的理想文化的内容不同而已。这样，也才能认识中国古代园林思想体系上的一贯性与设计方法及手法的多样性的内在联系。

3、可以分析源和流的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理解传统与现代的转形和继承问题。如关于陵墓，过去多年来一直被划分为礼制（史官文化的延续）建筑，即其所谓深层意义是“上好礼，**易使也”⑥，从而借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当我们今天基于这种认识去吸收或变形陵墓建筑语言时，不可能摆脱原有建筑语言的社会约定性与今天价值观念的矛盾，从而带来继承上的难点。然而，当我们从型的角度去认识陵墓的生成机制时⑦，就会看到：它自始至终和原始宗教的生死智慧唇齿相依，陵墓是以此为源，在殷末周初文化大嬗替下，对当时理想的规范——“礼制”进行选择而形成的结果。这种在型的制约下，表现在终端产物的“选优”特点，是类型学作为建筑创作工具手段之一对我们的启示。换句话说，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各类建筑与型的关系，以此作为构思的契机和源，并架构在一种新的价值目标或社会规范的选择上，是涉及传统继承的一个重要方面。

4、可以大致把握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几个相对阶段。根据建筑类型学的特点，新框架中“型”和“类”的划分，也还是相对的、大体的划分。因为“型”和“类”并不完全是包容和被包容的关系，一种“型”可能包含着几个类型，一个类别也可以分属几个“型”，后者尤其表现在一个类别成熟的时期。如果我们把中国古代各类建筑相对成熟的时期作为一划分原则，来划分、认识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几个相对阶段的话，可以看到“型”，“类”，“期”的网络关系（图3）。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探讨。

以上是关于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的若干思考。近几年的中国建筑史教学，我尝试用新的框架体系进行讲解，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基本上达到了与学生建立共识的目的。然而，此框架体系的建立，只是阶段性的研究和几年来思索的结果，尚不够成熟。同时受篇幅所限，关于框架的有些问题，这里只做到了“点水”之功。望本文能起到投石问路的作用，有助于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开拓和深化。

注释：

①梁思成.谈中国建筑（系梁先生为1937年2月万国美术会举办的展览会介绍中国建筑展品所写的前言）.梁思成文集，四.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②陈薇.江南包袱彩画考.建筑理论与创作，二，东南大学出版社，1988

③1988年1月在北京香山听梁从诫先生作“中国传统知识观分析”学术报告，受益匪浅，始作此研究。

④谈三平，刘树人.遥感考古简论.东南文化，1990年4期

⑤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

⑥论语·宪问

⑦陈薇.生死智慧和一条永恒的金带——中国古代陵墓生成机制初探.建筑师，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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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墓葬结构

先秦两汉文献讨论墓葬制度时通常有二方面的重点，一是有关墓葬制度发展，一是墓葬制度的等级问题。

前者可以藉由墓葬的建筑形制讨论社会对死后世界的观念，而后者则是说明墓葬可以反映出社会阶级为基础的丧葬礼仪。

曾子曾说过「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句话不但是他个人的期望，也可以反映丧葬之礼在当时社会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中国史上重视丧葬的情况，至少从那些商王大墓的存在已经可以窥知端倪。到了春秋，大墓及丧礼制度的出现都可作为那个社会中人们对於葬礼重视的象徵。

到了战国，虽然也有一些薄葬的言论出现，但这些主张却恰好说明厚葬是整个社会的大势所趋。这并非说所有考古发掘得到的墓葬均为厚葬。而是说，一般人即使实际没有能力实行厚葬，仍然会有一种要求厚葬的企望，这正说明战国以来，普通墓葬会高级身分所使用的陶礼器陪葬品的重要原因。
竖*墓与砖室墓基本结构与辨识方式

在整个汉帝国或汉文化圈之内，墓葬形制大约可分为主流与旁支两类。主流墓葬形制，是继承先秦以来的竖*木椁墓、土洞墓、以及由此二者发展出来的横*砖室墓，是汉代墓葬普遍形制。

支流方面，则如四川的崖墓、山东的石板墓、东北地区的贝墓等，属於具有地方特色的墓葬形制，因此其特殊性高，较不普及。因此，为了帮助读者对汉代墓葬基本结构有所认识，以下我们将挑取主流墓葬形制中的竖*木椁墓及砖室墓作详细介绍。

竖*木椁墓

汉代竖*木椁墓的基本结构与先秦木椁墓相同，即由地面垂直向下开掘一长方形土圹，作为放置棺椁的墓室。

椁室之构造一般均为长方箱形，椁板结合方式以凹槽榫卯为主。椁内可再分隔出不同大小之空间，以放置棺木及随葬品。

棺木之形状，仍以长方箱形为主，亦有头部较宽之例，至於现代普遍使用的弧形棺盖则极为少见。棺板之结合以榫卯或棺钉为之。

椁室之外，填土亦有各种类型，大抵为防潮而设者有白膏泥及木炭，少数墓底有排水设施。而在挖掘墓室时为方便，其墓坑口通常呈斗形。另外在楚文化影响区内，墓道为相当普遍的墓葬设置之一，可能是为施工方便而设，与墓主身分之高低并无绝对之关系。

砖室墓之型制与起源

典型砖室墓的建造，基本上乃先由地面向下掘一竖坑，在竖坑底部横开一*，再在此横*中以块砌成墓室，置棺其中。有些砖室墓筑有斜坡墓道，也有的砖室即筑於竖*之底部，不再开横*由於使用砖块砌法的不同，砖室墓的墓可以发展成相当复杂的形式。

值得说明的是砖室墓的墓葬形式并非突然出现於西汉中期，其源头也许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山西、陕西地区所使用的土洞墓习俗。

土洞墓的洞*形制其实与砖室墓的横*概念相似，即由地面向下开掘一竖*墓道，到底部之后，再向旁边横挖一洞*，最初做为放置随葬品之用的龛室，后来逐渐扩大，成为放置棺木之墓室。不过战国时期的洞*为宽浅洞，到后来才转变为深长洞。

另外，在战国晚期河南地区还出现一种竖*空心砖椁墓。这种墓*的构造基本与竖*木椁墓相同，唯木椁的部分转由大型长方空心砖砌成的椁室所代替，砖椁内仍置木棺。由此类墓的规模和随葬品看来，墓主的身分不可能太高，可能为低级官吏或士人。

结构转变的社会文化基础

汉代为我国古代墓葬方式发生大转变的时代。以来为墓葬主流的竖*木椁土坑墓，在汉代转变为砖室墓。若我们相信一个汉人处理死者的方式基本上乃是根据一套固定的习俗，而这习俗也反映出社会中所普遍流行的价值观与宗教观，因此这习俗的变动也代表人们在某些信仰的想法上，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方面的情况有了改变。

对於砖室墓的出现，我们可以从由砖块筑成之椁室要比木椁耐久这点讨论，使用砖筑墓是否来自於一种想要使墓室永远不朽的希望？但此种希望又为何起始於中较低阶层呢？有人主张这是由於当地缺乏木材，因而经济力量较差的人就用的砖来代替。

不论事实是否如此，至少我们从墓葬结构的转变推测，汉代的砖室墓很可能就是将竖*砖椁墓的砖椁移置到洞室墓的。就如郑州出土的一批战国初年至初年墓葬中，依年代早晚顺序排列，最早为竖*土坑，次为竖*空心砖椁墓�9�6其次为土洞墓，再而为土洞空心砖椁墓，也就是横*砖室墓，最后有狭长土洞，证明墓葬形制的发展是有其传承及脉络可循的。